作为《史记》的作者，司马迁自古以来就被誉为史家典范，他以敢于直书、不畏权势的精神而赢得“史圣”的称号。到了近代，鲁迅更是高度评价《史记》，称之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。然而，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待《史记》，就会发现其中并非完全客观中立。毕竟，司马迁的成长环境、所受教育、个人偏好与价值取向，都会对他撰写历史产生影响。换句话说，《史记》虽然伟大金牛所，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的主观选择。最典型的例子，就是两位曾经存在过、但却被他刻意忽略的帝王。
先来说说夏朝时期“太康失国”的历史。根据多部先秦文献的记载，夏启晚年荒淫无度，沉迷于声色犬马，不理朝政，导致王室内部出现混乱。他死后，夏族爆发了“武观之乱”，最终由太康继位。但太康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，反而更加沉迷田猎、荒废政事。正是因为这种昏庸无能，才给了东夷有穷氏首领后羿可乘之机。趁着太康外出打猎，后羿发动突袭，将其俘虏并废黜，甚至将他流放到戈地。关于后续的发展，有的说后羿一度掌控朝政八年，最终因失去诸侯支持才立中康为王；也有说法认为他始终只是临朝，扶持夏族血脉延续政统。无论如何，后羿的确一度掌握了夏朝的最高权力。
展开剩余70%更关键的是，后羿手下还有一个更具野心的人物——寒浞。他通过阴谋设计杀死了后羿，自立为君，掌权二三十年。夏族的王室血脉在寒浞的打压下几乎断绝，直到少康在流亡中崛起，依靠夏族残余势力击败寒浞，才让夏朝重新中兴。这段曲折的历史，前后至少延续四十年，在《国语》《楚辞》《左传》等先秦典籍中均有详尽记载。然而，司马迁在《史记·夏本纪》中却仅留下“太康失国”四字，既不交代背后的权力更替，也未提及寒浞这位曾实际掌权数十年的统治者。显然，他是有意将夏族血脉之外的势力排除在正史之外，强调夏族才是正统，至于东夷的后羿、寒浞，则被视为篡逆叛乱，直接被抹去。
另一位被忽略的帝王，出现在西周灭亡之后。当时的周幽王以“烽火戏诸侯”闻名，但战国时期出土的竹简和《竹书纪年》却揭示了更复杂的背景。实际上，幽王因欲废嫡立庶，引发了太子姬宜臼与外公申侯的反抗，最终申侯勾结犬戎攻入镐京，幽王战死，褒姒之子姬伯服也被杀。按照《史记》的说法，幽王死后姬宜臼顺理成章继位为周平王，随后在晋、郑、秦三国护送下迁都洛阳，开启东周。然而其他史料却记载，当时并非如此简单。在幽王死后，不少诸侯并不承认姬宜臼的合法性，反而拥立幽王的弟弟余臣为王，史称“周携王”，并且这种“二王并立”的局面持续了二十一年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姬宜臼本身有弑父弑君、依靠外敌上位的嫌疑，他之所以能继位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出卖了部分宗室利益，换来了晋、郑、秦三国的支持。从此，王权威信被严重削弱，诸侯日益自立。正因如此，《左传》《国语》虽对“携王”持贬称，但仍留下了这一段史实。而司马迁却完全将其抹去，只留下一个顺理成章的“平王东迁”。这并非他不知，而是出于“嫡长子继承制”的正统观念，选择性地书写了符合礼制的史观。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周孝王身上，这位曾经力挽狂澜、差点中兴西周的明主，在《史记》中也只是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。
由此可见，司马迁虽被誉为“实录之祖”，但实际上他的写作中也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和取舍。他强调正统，抹去篡逆之君，这种倾向影响了后世对历史逻辑的认知。若非清华简等出土文献与先秦典籍的互证，许多被遗漏的历史可能永远被尘封。正如他自己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所说：“网罗天下放失旧闻……成一家之言。”既然是“一家之言”，那就必然包含司马迁的思想倾向与选择。寒浞与周携王的消失，并非单纯的遗忘，而是有意的史学裁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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